目前，深入司法改革正处于破冰期，司法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当下无论从网络还是现实中一些人争相谈论的多是改革会涉及司法工作者切身利益的问题，消极的声音显而易见，其中也不乏诋毁和攻击。每个司法工作者、尤其是检法工作人员都应深刻反思：应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司法改革的潮流。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略大转移——长征时期邓小平同志是怎样做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邓小平在长征做了些什么时，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那让我们看看邓小平是如何“跟着走”的。长征开始前期，邓小平正经历人生的第一次低谷。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作为坚决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四大金刚”被当时以博古、王明为领导的中央局打倒，其妻子金维映也与其离婚。邓小平同志开始长征是在被组织冤屈、妻子抛弃的情况下“跟着走”的。

作为“戴罪之身”的邓小平长征时在总政治部领导下负责《红星》报的编辑工作。邓小平一边行军打仗，一边搜集各方情况和材料，一到宿营地，别人睡觉他将箱子当办公桌，后来箱子也没有了，他就用膝盖写稿、编稿、刻蜡板、油印报纸。《红星》报紧密配合突围战斗，积极宣传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鲜明地反对和批评失败情绪，而且保持贴近普通战士的风格，从而使《红星》报成为“阐释、宣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行动方针的重要渠道。”而当时总政治部领导“实际上已无暇顾及(《红星》报及相关的宣传工作)，而主要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水平和能力”。（《邓小平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25页）

邓小平同志在长征中全力办好《红星》报的同时，行军每到一个地方，其带领宣传队队员们放下背包第一个任务就是写宣传红色革命、宣传共产党政策的革命标语，播撒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所作《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虽然我们不能就此妄加推论，但是从邓小平同志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在长征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能动之举，真正起到“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诚然：邓小平同志在长征中所做的工作无可胜数，但仅以两项为例说明笔者想要说明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作为留法、留苏的中共党员、百色起义的领导者、当时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因支持我党领导人的正确主张被打倒，并被反复批斗，并导致家庭破裂，在这样巨大的地位落差、人生的巨大打击之下，他毅然在长征中“跟着走”，这有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信科学共产主义即是真理的共产主义信念，也有其以党的解放事业高于一切，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伟大品格。再看看时下因司法改革而充斥于网络、微信的文章，个人私下的谈论，无不是以个人利益得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或消极应付，或刻意诋毁，或恶意攻击，笔者除了在主流媒体领导讲话中见到论证司法改革重要意义的文章之外，鲜见把司法改革立足于满足人民公正诉求、满足社会公平正义需要而进行正面宣传、论法说理的文章，都是司法改革会导致案件压力大、信访压力大、收入降低……云云。对此，笔者认为，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无需赘论，面对司法改革，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坚信党的领导，跟着我党领导的司法改革步伐走。司法改革再难也没有长征难，因为天上没有飞机轰炸，地下没有机枪大炮的围追堵截；司法改革再危险也没有长征危险，因为我们没有时刻充满饥饿并失去生命的危险。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高调，笔者认为那就是有些人确实阶级本质已经改变，理想信念已经背离党和人民。

邓小平同志在长征中“跟着走”不是消极懈怠，无所作为，相反，不等领导分配工作，不等组织要求提议，积极发挥革命的主管能动性，认真研究革命发展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时势，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开展革命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跟着党领导的司法改革步伐走，也必须如此，扎实办好每一起案件，认真解决群众的每一个问题，化解群众的每一个矛盾，在每一起案件中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同时，我们要不信谣言，不传播谣言，坚决抵制任何有损于党和国家形象、有损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不当言论，用实际行动做司法改革正能量的传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