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执行时效”，并对民事强制执行时效的期间及其中止、中断，以及民事执行时效期间的起算方式都做了明文规定。这较之于先前的立法有着进步之处，然现行法下的执行时效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呢？其能否与同为时效范畴的诉讼时效制度衔接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我国现行执行时效制度之设计至少在四个方面是无法与现行诉讼时效制度得到较好的衔接的，即执行时效的效力设计、执行时效审查援引规则之设计、执行时效的期间设计以及其与《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因起诉而中断之间的衔接问题。在分析了现行执行时效制度立法设计的这些缺漏之后，笔者拟通过对他国立法例的比较和借鉴，以寻求可能性的应对路径。
[关键词] 诉讼时效；执行时效；时效完成的效力；时效期间；时效制度的衔接
一、我国诉讼时效制度概况
时效作为一项古老而重要的民法基本制度，其系指一定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果的法律制度。[1]时效依据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分类，在民法理论界为民法学者常谈的则是取得时效与消灭实效。关于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立法例，由于受当时立法背景和立法技术的影响，我国在立法上则只采纳了单一的立法例模式，只规定了消灭时效制度而未有取得时效制度之规定。且我国《民法通则》在法律概念的用语上也并未使用“消灭时效”而是使用了“诉讼时效”。尽管有诸多学者在猛烈抨击着诉讼时效的概念是如何的不科学，然笔者看来，虽然法律作为一门科学，理应讲究其概念表达的精确性和严谨性，但诉讼时效也好，消灭时效也罢，二者概念表达的不同方式并不影响其本真的价值追求和立法功效。从古罗马到现代社会，各国民法学者对时效制度不厌其烦孜孜不倦地进行了长久的考究和论证，我国民法学者更是对我国诉讼时效制度这一舶来品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着艰辛的研究和探索，成果卓著，虽尚未达致完美无瑕疵之状态，但立法和理论的进步是显著的。
（一）诉讼时效的效力
诉讼时效的效力，是指诉讼时效完成后也即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发生的法律后果。由于诉讼时效的效力关系诉讼时效完成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因此，在诉讼时效制度中，诉讼时效的效力是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得以体现的最直接、最末端的反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诉讼时效的效力直接反映着诉讼时效的社会价值功能和法律特性，界定着法律通过诉讼时效制度对民事权利进行限制的程度和范围。概观世界各国有关消灭时效效力之立法，规定不一：有实体权利消灭主义，依该说，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即归于灭失，权利人无权要求义务人为履行，亦不得接受义务人所为之履行，否则构成不当得利。有诉权消灭主义，依该说，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的诉权即归于消灭，不得再向法院寻求救济。有抗辩权发生主义，依该说，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的权利并不当然灭失，只是义务人得以取得抗辩权以拒绝权利人的履行请求。有胜诉权消灭主义，依该说，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的实体权利依然存在，权利人亦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只是在义务人主张了时效利益之后，权利人之请求受阻而不能得到国家公权力的救济和保护。
就我国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法律效力若何，学界通说采胜诉权消灭主义，即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意义上的起诉权仍然存在，只是其权利丧失了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而成为了自然权利而非法律权利，简言之，权利人遭受了权益减损之不利益。但笔者以为，在最高院2008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后，胜诉权消灭主义至少在立法上是难以得到印证的。因为其第3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可见，我国诉讼时效效力的立法模式已然从胜诉权消灭主义转变为抗辩权发生主义了。笔者又以为，抗辩权发生主义和胜诉权消灭主义是必然联系的，时效期间届满后，首先是义务方取得具有时效利益之时效抗辩权，当其以取得此时效利益而为实际之时效抗辩时，权利人始得丧失其胜诉权，二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
（二）诉讼时效的审查与援用
就时效制度的审查适用上，世界各国理论与立法亦不相同，但多数国家民法在规定时效完成的效力的同时，多规定了其援引规则，即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援引时效制度进行裁判。就我国民事法律有关诉讼时效制度的审查适用规则而言，我国《民法通则》未有明确规定，而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该司法解释明确了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效力之一是，当事人并不丧失其起诉权，其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亦能依职权主动援引诉讼时效制度。但这一规定不久便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所否定，该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由此，在诉讼时效制度的审查与援引问题上，我国否定了法官依职权主动审查的职权主义模式，开始实行当事人援引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实现了两种模式的根本转变。
（三）诉讼时效的期间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设置上，我国法律做了多元化的规定，有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有特殊诉讼时效期间，还有20年的权利最长保护期限。我国既有诉讼时效期间的设置，完全是对苏联民法理论和立法模式的翻版，这样的法律制度的设计，诚如学者所言“诉讼时效这样一个‘全新’概念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不无关系”。[3]然对于这种期间的设置是否合理，学者提出了反驳，“我国的诉讼时效期间设置，严重地突显出设计上的非科学性，不但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宗旨不相符合，更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伦理相脱节，存在根本性的缺陷”。[4]对2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设置是否合理正当，学者更是提出了猛烈的抨击，如有学者认为，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会促使权利人争讼，而任何一项促使权利人争讼的制度都不是好制度；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会促使经济法律主体机会主义的盛行；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我国的本土资源抵触太甚。[5]“过短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违反了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更使得权利人的正当利益受到不公平对待，也与中国的本土法律文化资源格格不入。”[6]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对债权人保护不周，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现实生活中，仅仅因为2年的时效期间经过债务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还债，此与传统道德观念、社会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原则抵触太甚。[7]鉴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这些弊端，学者多认为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应规定为5年始得合理。
二、我国执行时效的立法现状
执行时效亦即申请执行的期间，是指权利人不行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经过法律规定的一定期间，义务人得行使拒绝履行抗辩权，人民法院则据此不再通过强制执行保障该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的实现的法律制度。[8]我国《民事诉讼法》从1982年到2012年历经二十年发展，我国学者对民事强制执行制度的研究甚多，但对执行时效相关问题的研究甚少，近些年来始见端倪。在我国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未有“执行时效”的法律术语，而是使用了“申请执行的期限”。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学界对民事申请执行期间之法律性质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民事申请执行期间“在性质上是一种诉讼期间，应该属于除斥期间，不能中断”。[9]且该法第21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这一立法的规定似乎也表明，申请执行的期限在性质上确为除斥期间，系一不变期间。即当事人具体指持有执行依据之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生效法律文书的期间是不变的法定期间，不得中断、中止或延长。该期间一旦届满，该债权人则不得申请法院执行而丧失其权益。尽管立法规定若此，但因其弊端重重曾一度遭受到诸多民法学者和诉讼法学者们的猛烈批判，故多数学者对其除斥期间之性质持否定态度，并主张其在性质上当为时效之一种，是时效制度在程序法上的运用。之后理论和立法的发展亦证明，这一法律条文可以说是《民事诉讼法》执行编的一处败笔。经过理论界的反复论证，这一错误规定终于在2007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得到纠正。该法第215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但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由此，我国首次在《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执行时效”的法律术语，通过明文规定执行时效从而解决了民事申请执行时间限制的性质之争，从立法上肯定了民事申请执行的期间即执行时效，而非法定之除斥期间，是可变期间，可以中止、中断或延长。
我们比较2007年的《民事诉讼法》和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有关执行时效的规定可以发现，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39条只字未变地承袭了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215条的规定，这两个法律条文均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我们不可否认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短短二十年间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以致日臻完善。然这种立法上的完全承袭是否表明我国有关执行时效的制度设计和构建（至少在立法上）已然达致无可挑剔的完美状态了呢？笔者不以为是。相反，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下的执行时效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下文拟就我国现行执行时效制度与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的衔接问题作些微探讨。
三、现行法下执行时效难与诉讼时效相衔接
（一）时效完成后的效力无法衔接
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效力若何，前已述及，即不论是通说认为的胜诉权消灭主义还是新近学说认为的抗辩权发生主义，二者均不否认当事人的起诉权，即使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不得因其已过时效而裁定不予受理。
然我国现行执行时效完成后的法律效力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有明确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中则有相关的规定。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6）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根据该条规定，持有执行依据的申请执行人之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已生效之法律文书的条件之一是，其须于法定期间内申请执行，否则人民法庭将不予受理。民事申请执行的期间现已为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肯认为执行时效，因此，该条的规定即是说债权人申请执行必须在执行时效期间内为申请行为，否则将不被受理。质言之，一旦超过执行时效期间，债权人即丧失其程序意义之起诉权，即使持有生效裁判文书，人民法院亦不受理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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